2003－2004年间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在法国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中国文化热潮。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文化年中作为一项重点内容得到大力的推介。法国各地图书馆、书店，纷纷将中国文学作品推向最前线；三月举行的法国图书沙龙，更是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其推介的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 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从2002年的17种，突增到2003年的29种；而200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截止目前已经达到了40种的历史最高纪录（以上数字尚不包括再版书籍）。 　　中法文化年期间政府支持、媒体宣传的强大动力促成了短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翻译出版的直线飞跃，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的发展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之所以得以发展壮大，受到越来越多法国出版社和读者的关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高，使得西方目光不断投向中国，中国不时成为西方媒体的席上题，而当代文学作品以其对中国社会客观、深刻的描写与剖析，吸引着西方读者的注意，成为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窥见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也使得作为电影原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受到关注；而2002年程抱一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将中国文化与文学推到了世人瞩目的地位，尤其吸引了大批法国读者，也进一步激发了翻译出版界的热情。由此可见，中法文化年内出现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的高潮，一方面是机遇性的，另一方面，更具有其历史和现实背景，客观反映了法国图书市场需求的增长。 　　中法文化年期间，有十几家法国出版社参与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具有权威性的大出版社的加盟，如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加里玛出版社，在中法文化年期间推出了史铁生的散文集《宿命》，而过去该出版社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上；而另一家大型出版社，瑟伊出版社表现得则更为活跃，在中法文化年期间推出了四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虽然大出版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仍然有限，但它们的参与对于扩大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影响和读者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正在逐渐摆脱其在法国读书市场上的边缘地位。在中法文化年期间，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的主力还是一些年轻的规模较小的出版社，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毕基耶出版社和中国蓝出版社，它们也是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最重要的翻译出版商。中国蓝出版社在中法文化年间表现尤为突出，出版作品比往年连翻几番，在两年内连续翻译出版了六部刘心武的作品，以如此的密度出版同一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史上尚属首次。 　　纵观中国文化年中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最为突出的特征当属一个“新”字。一是表现在作品“新”，无论是文坛宿将的新作还是近年来在国内受到评论界和媒体瞩目、荣获文学大奖的作品，都得到了及时的译介，前者如王蒙的《笑而不答》、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后者如毕飞宇的《青衣》和尚在翻译即将出版的《玉米》。二是表现在作家“新”，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后登上中国文坛的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推介，如刁斗的《解决》、邱华栋的《黑暗河流上的闪光》、郭小橹的《我心中的石头镇》，以及生于八十年代的田原的《斑马森林》和韩寒的《三重门》。对“新”字的追求，反映出法国翻译出版界力图第一时间把握中国文坛潮流动向的迫切心理；这同时也表明经过二十年多年的发展，一套有效的引进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中介和出版机制已经趋向完善，法国出版界的敏锐性和出版速度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在追求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同步性的同时，法国翻译出版界也体现出审美趣味上的独立性，并不受作品、作者在中国国内知名度和商业因素的左右。我们看到，一些不属于文坛创作主流的文学题材和样式也荣膺译介，例如何家弘的系列侦探小说，黄蓓佳的儿童文学作品《我要做个好孩子》。而例如池莉的“新写实”力作《你是一条河》，格非的先锋实验作品《雨季的感觉》，也都未因不在当今中国文坛潮流之列，有“过时”之嫌，而受到冷遇。 　　我们注意到，从总体上来看，法国翻译出版界在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上体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美学倾向。首先，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大都在题材上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或地域特色，在思想内涵上具有对人性本质的深刻剖析，凝聚着东方哲学精髓。刘震云的《官人》和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之所以得到译介，不得不归功于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把握和真实再现，和对社会、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注；而胡昉笔下的消费社会，带来所涉及的网络为现代人带来的困惑，韩寒原汁原味的当代中学生生活，黄蓓佳所反映的当代中国家庭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等等，从各个侧面展现了社会急剧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环境下中国城市人群的生存现状；而阿来富有藏域风情的《遥远的温泉》，迟子建充满东北乡村气息的《香坊》则因为其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受到垂青。史铁生的《宿命》以其对生命本原的深邃的哲理思考受到加里玛出版社的青睐，毕飞宇的《青衣》则以触及灵魂的震撼，对人类共性和生活本质的思索，打动了法国读者。其次，在法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对于艺术形式的探索有着特别的重视，艺术手法上有所突破创新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作家尤其受到垂青。莫言之所以成为在法国出版译著最多的中国作家，不得不归功于他在艺术形式上的不断探索、原创的独特多变的风格；他天马行空般的叙述，激情勃发、夸诞、无节制的语言，使得他呈现给法国读者一幅有别于西方文学作品的文学画卷。而在中法文化年期间，和莫言同时被授予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的余华也正是由于其在艺术形式探索上取得的卓越成绩而得到法国文学界、评论界的认可。 　　应该说中法文化年中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所出现的可喜局面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虽然在数量上直线增长，但大多数作品的发行量尚还有限，印数达两千本以上的作品已属少见；作为一种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还局限在一小部分读者群中。对于普通法国读者而言，猎奇心理、异国情调、以及电影、媒体炒作等商业因素仍然对他们的阅读和选择起着很大作用。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法国读者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阅读，期待着中国当代文学逐渐取得与其内部成就相称的外部地位，真正成为法国多元文学中的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