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珏良先生（1916 1992）的长篇论文《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先发表于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后编入《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从“文集”的目录我们可以初步看出，周先生在比较文学研究上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力图通过中西文论和文本的相互阐释来建立“普遍诗学”，另一方面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课题，即国际文化交流研究。这方面选文较少，除了翻译的思考和试笔外，只有本文试图专门讨论的《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 　　学术史：周先生写作本文之前 　　在先生之前，关于此课题已有了一些研究。有些是研究“中国与欧洲”或“欧洲文学的中国形象”，兼涉中英文化关系。如利奇温著《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25），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1931），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10 1918），拉克著《亚洲在欧洲形成的过程中》（1965 1993），道生著《中国变色龙》（1967）等。另一些是对中英关系的专门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关于中英贸易与外交，早期的文化交流往往离不开以上两个媒介。这方面的研究著作较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士编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1635 1834）》（1926 1929）；另一类关注中英文化关系，这也正是先生的文章所考察的内容。虽然在先生撰文之前这方面专著笔者见到的仅有阿普尔顿的《契丹时代：17、18世纪英国的中国热》（1951），但论文已有不少，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英美留学时的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发表的分别有陈受颐的《丹尼尔·笛福：中国的严厉批评者》（1935）、《约翰·韦伯：早期欧洲汉学史上被遗忘的一页》（1935 1936）、《中国园林在18世纪的英国》（1936）、《中国孤儿：一出元剧，对18世纪欧洲戏剧的影响》（1936）、《托马斯·帕西及其中国研究》（1936 1937）和《奥立佛·哥德斯密及其〈中国书信〉》（1939），范存忠（1903 1987）的《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1945）、《威廉·琼斯爵士的中国研究》（1946）、《中国寓言与反沃尔波尔的新闻报道》（1949）和《中国文化在英国影响的初始》（1982），钱锺书的《17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1940）和《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分两部分，1941），还有方重的《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1931）。由以上可见，研究的重点放在18世纪，以个案研究为主，全部谈论的是中国对英国乃至欧洲的影响；而且绝大部分为英文著作。周珏良先生的这篇论文是当时用汉语撰写的最为全面的中英文化双向交流史。从史前史一直写到20世纪。 　　“史前史”与开端：中古时期至17世纪 　　在“史前史”里，周先生指出了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四个“第一”：英国哲学家罗吉·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在他用拉丁文写的《著作全篇》（约1266）里使用了一位法国教士的东方见闻，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人的著作里。1287年一个元朝的代表团到达罗马，团长是一位名叫扫马（Bar　Sauma）的出生在北京的景教徒。他在法国见到了英王爱德华第一，他是第一位到达欧洲的中国人，这也可能是中国和英国在外交上的第一次接触。乔叟翻译的罗马哲学家（Boethius,475？－ 525？）著《哲学大安慰》中提到“赛拉斯之国”即“丝绸之国”，这是英国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到中国。在这一部分周先生还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英国作家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1371年卒）的《约翰·曼德维尔游记》（英文版首版，1568年）。 　　周先生把16、17世纪作为中英文化交流的开始。实际上，中英之间的第一次实质性的人员接触是1637年6月25日英国人约翰·韦德尔船长指挥的船队闯入珠江。当然，文化的交流可以在没有人员接触的情况下悄悄进行。在这个部分先生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1592年英国舰队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船上有一本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拉丁文书。英国地理学家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1552？－ 1616）将之编入其《英国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全书》的第二版（1599）。二、这两个世纪英国文学中涉及中国或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家作品。他列举了伯吞南姆（George　Puttenham,约1529 1591）的《诗艺论》（1589）、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第十二夜》、本·琼森的《狐狸》、弗兰西斯·培根的《论学术的进展》（1605）、罗伯特·勃吞（Robert　Burton,1577 1640）的《忧郁症的解剖》、弥尔顿的《失乐园》、比比斯（Samuel　Pepys,1663 1703）和埃佛林（John　Evelyn,1620 1706）的日记、塞特尔（Elkanah　Settle,1648 1724）的《鞑靼人征服中国记》和《仙后》以及德莱顿的一部停留在计划里的以中国为题的剧本。其中有关于《忧郁症的解剖》的详述，其他均为点到为止。三、文化交流的物品方面，如通过偶然机会输入英国的瓷器、陶器、生丝、棕叶扇子等。 　　18世纪的中国热及其反响 　　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伯（Rene　Etiemble,1909 2002）把17、18世纪的欧洲称为“中国之欧洲”（L’ Europe　Chinoise）。当然，由中国煽动的这股文化艺术风潮在欧陆比在海峡彼岸要刮得强劲得多，早得多。到了18世纪，中国以史无前例、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后无来者的力度激发英国人的想象，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纪也是迄今在中英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被关注最多、成果最丰的时间段。周先生以三分之一强的篇幅来处理这个“中国之英伦”。 　　周先生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的。其一是中国对英国艺术的影响，其二是英国文学（广义）里的中国因素或题材，其三是英国的第一位汉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 1794）。在艺术方面主要涉及家具设计。在谈论英国18世纪文学、哲学、历史甚至经济学著作里的中国形象时因袭了钱锺书的说法，即“贬多于褒”。涉及的作家作品有斯威夫特的《格利弗游记》和《澡盆的故事》、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第二部、艾迪生和华尔蒲尔（Horace　Walpole,1717 1797）发表于《旁观者》的故事、约翰逊关于《中华帝国全志》的书评、与其传记作者的谈话以及给钱伯斯关于中国建筑艺术著作的序、贝克莱（George　Berkley,1685 1753）的哲学对话、休谟的《艺术和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亚当·斯密的《原富》（1776）、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当然，从论述的详略来判断，周先生最感兴趣的还是《赵氏孤儿》的翻译、改编和演出、帕西（Thomas　Percy,1729 1811）的中国文学翻译以及哥尔斯密《世界公民》的出版。关于英国汉学的开创者琼斯，主要涉及其对《诗经》的解读和翻译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周先生特别指出琼斯用拉丁文译毕《卫风·淇奥》后给朋友的信中说，这首诗是很古的诗，足以证明诗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被重视，而且在任何地域，都采用同样的意象。这岂非周先生力图建立的中西普遍诗学的又一实证？！于是，他总结说：“这可以说是很早的比较文学观点了。” 　　到此为止，中英文化交流均以英国为接受主体，探讨中国所给予的影响；但从这一部分的尾声起，我们欣喜地看到周先生开始探讨以中国为主体与英国的接触以及从英国所获得的影响。这个时期他举了以下情况和著作：1759年平定回部之后乾隆皇帝命粤督托英国人去刻16幅战功图的铜版，这可说是对英国艺术的一种承认；《皇清四夷考》与《清文献通考》上关于英国的记载；关于18世纪末曾游历英国的谢清高（1765 1821）及其《海录》（1820）的介绍尤详。 　　19、20世纪的西学东渐与交流 　　张芝联先生曾说：“从历史上看，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历来是不平衡的，两国在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和学习的热情总不是等量的。”还有学者指出，“在1800年以前，中国给予欧洲的比它从欧洲所获得的要多得多。”但进入到19世纪以后，这种关系逐渐颠倒过来。从英国方面来看，钱锺书先生揭示了以下原因：“自从马戛尔尼勋爵使团访华结束，汉学在英国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而专门化的惩罚是在职业学者对他们的专业懂得越来越多的同时，普通民众对它的兴趣却越来越少。这个主题不再是人文、文化兴趣的组成部分了。”然而，若关注中国方面，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屡败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手，唤起了部分开明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意识。 　　关于19世纪的中英文化交流，周先生涉及了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丁尼生和华滋华斯的片言只语、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 1834）的《烧猪考》、德·昆西的《一个服鸦片的英国人的自述》、密勒（John　Stuart　Miller,1806 1873）的《自由论》（1859）、理雅格之于孔子之后，以同样的速写笔法谈到了三位曾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英国人在编撰汉英双语词典上的贡献，即马礼逊的《中文字典》（1815 1834）、麦都思的《汉英字典》（1842 1843）和翟理斯的《汉英字典》（1892）。此后的中英文化交流绝大部分属于中国对于英国的“拿来”与借鉴。虽然这部分内容仅占全文的四分之一，但至少在面上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同时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文化的交流永远是双向互动的，不管这种特殊的“外贸”有多大的入超或出超。 　　在周先生的意识里中国的“拿来”主要是从19世纪的60年代开始的。他先从当时的清王朝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入手，如建立新式军事工业、现代民用企业以及修建铁路；进而转入文化接触。首先谈到的是同文馆的建立（1862）以及随后在上海、北京各种译书馆的先后成立；其次是1866年以后的国人“出国参观考察潮”及所撰游记，如斌椿与《乘槎笔记》、志刚与《初使泰西记》、张德彝与《欧美环游记》、郭嵩涛与《使西日记》、刘锡鸿与《英轺私记》以及王滔作为文化交流的参与者的特殊作用；最后周先生较详细论述了这个时期两位英法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到了20世纪，情况就比较复杂。原因之一是交流的渠道、人员、国别都在增多，你很难清楚分辨这就是中英双边交流的结果。周先生抓住了其中有重大意义的两个方面，即文学译介与文学的影响；当然，主体都是中国。关于中国对英国文学的翻译，周先生指出“‘五四’运动时，译书才有了新的面貌”。他指的“新面貌”除了译入语用白话外，就是目的明确了、范围扩大了。在流派上除了古典、浪漫、现实主义外，像沃尔夫、艾略特等现代派作家作品也被介绍了过来。关于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作者开了一个清单：郭沫若、徐志摩之于雪莱、老舍之与狄更斯、闻一多之于拜伦、雪莱、济慈、布朗宁夫妇、卞之琳之于英美浪漫派诗人、穆旦、杜运夔之于“新批评”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兹及其弟子燕卜荪教给他们的叶芝、艾略特、奥登，以及哲学家金乐霖之于罗素、穆尔与勃莱得利（F.H.Bradley,1846 1924）。在20世纪的中英交流中，虽然东来的比西去的要多，但西去的也有些值得大书特书的例子。周先生提到了阿瑟·维利以自由体译中国古诗、罗素来中国讲学并撰写《中国问题》（1922）、威尔士著《世界史纲》和汤因比著《史论》的有关中国的章节、熊式一英文改编《王宝钗》并在伦敦公演、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物在伦敦展出、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霍克斯译《红楼梦》等。 　　权充结语 　　周珏良先生的《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至今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学们在做同类课题时常有引用或借鉴，如傅勇林撰文《中英文学关系》（曹顺庆主编，《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2001）和葛桂录著《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2004）。当然，毋庸讳言，在本文发表近20年后新挖掘的有关材料越积越多的今天，我们也会感到有些遗憾，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一些本应当写入的内容。关于笔者认为有趣或重要但在本文里缺失的部分，现略举例如下：中英文化交流初始阶段的17、18世纪来华英国人及其游记或回忆录，19世纪的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卡莱尔、王尔德等作家文人之中国论述、乔治·斯当东之关于中国典章制度的翻译及创立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魏源撰《海国图志》、梁廷楠编《英吉利国记》、皮尔逊（Charles　H.Pearson,1830 1894）抛出“黄祸论”等，20世纪托马斯·柏克（Thomas　Burke,1886 1945）关于华人移民社会的“莱姆豪斯”小说、布拉默（Earnest　Bramah）的凯龙（Kai　Lung）系列小说、康拉德的小说《台风》关于海外华工的描写以及本世纪诸多东游、西游直接参与到中英文化交流的英国与中国的文人、作家：如艾克敦（Sir　Harold　Acton,1904 1994）、狄金森（Lowes　Dickinson,1862 1932）、毛姆、奥顿、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1874 1938）、傅斯年、萧乾、蒋彝等等。但细细一想，若周先生当时是从容地在写一本书，（至今海内外尚未有“中英文化交流史”专著出版）他也许会补充以上内容的全部或部分，因为书是可长可短的，而文章却不得不受到篇幅的较严厉限制。当然，周先生仅选择了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来写，这也不正给我们这些后学们留下一定发挥的空间吗，否则我们这些晚辈还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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