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古怪现象,即译者外语水平远远高于汉语,导致文学译本泥沙俱下,读者眼花缭乱。其实,类似现象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已经出现过。身处文学前沿的茅盾看得最清楚 语言的“粗制滥造”是最大问题,更有甚者,窃取“已经出版过的他人译作而稍稍改头换面,混充新译”。这是茅盾在一篇名为《近年来介绍的外国 文学》杂文的描述。同胡适、鲁迅等新文学健将一样,茅盾投入文学翻译旨在引进新思想和推进汉语现代化。如今现代汉语翻译已走过百年历程,回过头重温茅盾的翻译主张和实践,有助于认识当下文学翻译和现代汉语运用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翻译轰轰烈烈展开了,茅盾最早就是以译者身份步入文坛的。上世纪20年代他翻译了大量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发表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进步刊物,后来结集出版《茅盾译文选集》。茅盾开始翻译时,也是“直译”和“意译”交锋最激烈的时候。林琴南的文言意译,受到新文学阵营的狂轰滥炸,这是不言而喻的。就“直译”而言,情况却复杂得很。鲁迅是直译的极力倡导者,而且还身体力行,有《死魂灵》等多种译本为样榜。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鲁迅说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从而“可以据为己有”,为了将白话文进行到底,鲁迅甚至主张连语序也不宜调整。 　　茅盾也主张“直译”,反对“意译”,他认为汉语确实存在语言组织上欠严密的不足,有必要吸引印欧语系的句法形态。但是,茅盾与鲁迅观点同中有异,他认为“直译”并不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因为中西文法结构截然不同,纯粹的“字对字”,是不可能的。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西文里同一字的意义,用在某段文中的和注在字典上的,常常有些出入;换句话说,某字的活动的意义,常随处变动,而字典中所注的只是几个根本的意义,字典势不能将某字随处活动的许多意义都注了上去。”（茅盾《“直译”与“死译”》）现在回想起来,茅盾的翻译主张并不是一边倒地搬用欧化句法,而是有意识地照顾汉语自身固有的特性。这是因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法和语汇的使用习惯,把原作逐字逐句,按照其原来的结构顺序机械地翻译过来的翻译方法,如何能恰当地传达原作的面貌 然而,汉语现代化发展到现在,诸多文学译本仍然沿用“字对字”的简单方法,译者自己都不知所云,读者当然更如坠五里云雾。 　　如何改变机械翻译方法,让汉语在文学译本焕发固有的文化内力 茅盾总结了多种方法。在多篇文章中,茅盾谈到对伍光建先生翻译的《简爱》、《三个火枪手》有好感,“有些曲折的句子是被拉直拉平了,可是大体尚能不失原意,而且和口语很近。”（《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伍译本把原著的复合句拉直、拉平,从而摈除了“非驴非马”的欧化文体,简洁明快。这是茅盾在许多场合加以推介的原因。 　　除了伍译的方法,茅盾还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出发,用日常语言和传统汉语丰富文学译本的汉语表达。在文学原著中有许多水手、流氓形象,他们的言语很特别,译者苦于用汉语难以准确传达原意。但茅盾认为,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译者从日常口语汲取和提炼的话,也会译得生动传神。《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里黑奴的语汇丰富多彩,汉语也能传神翻译过来,包括方言语汇也照译不误。 　　茅盾是最早提出“句调神韵”说的论者,这对文学译本的语言运用提出更高标准。语汇、语句和语段在构成文学作品的形貌的同时,也形成了作品特有的神韵,“一篇文章如有简短的句调和音调单纯的字,则其神韵大都是古朴;句调长而挺,单字的音调也简短而响亮的,则其神韵大都属于雄壮。”（《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也就是说,语汇、语句在文章中,就像绘画中的线条与色彩,决定着艺术作品的整体风格。译者不能不注意到这个问题,“句调的精神却丝毫不得放过”,否则“委婉曲折”译成“呆拙”,“阴郁晦暗”译成“光明俊伟”了。建议当下的文学译者,也用茅盾的“神韵”说来衡量自己的译本,看看在翻译语言上离这个标准有多远。 　　总之,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