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村上春树的新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中译本面世,译者不再是之前翻译了二十多本村上作品的林少华,于是引出了一场关于哪个译本更好的争论。记者日前采访了专攻日本出版文化的旅日学者李长声先生,请他就村上作品中文本的翻译谈了一些看法。
华 慧
封面人物:李长声 李媛 绘
您看过村上春树这本新著吗?觉得怎么样?
李长声:“谈跑时我谈的”,这是原题直译,其实一般日本人通常不会这么说,这就是村上春树的风格。似乎译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也有点啰嗦。译作“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好像就有点走样了。内容谈的是跑与写,算不上自传。村上是一贯写自己的作家,随笔就更不用说了。日本人写随笔,几乎就是写自己,这是日本传统。小说也有所谓“私小说”,就是写自己的私生活。有一阵子村上很爱在网上交谈,可惜没有像跑步那样坚持下来。这本随笔的书名是拿来的,村上的一大特点是惯会拿来现成的东西作书名。这本来是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书名,“谈爱时我们谈的”,他的日译本就是村上翻译的。我觉得,除了有关跑的想法,关于他的写作历程,没有多少新东西,在他以前的随笔及小说的前言后记里都读到过。从翻译来说,村上用的这个“跑”字就值得注意,通常日本人是使用外来语“跑步”,纯粹体育性运动,他却用了个地道的日语动词,别有意境,很值得玩味。
村上春树每天长跑,无非是锻炼身体,没什么稀奇的。他这个人生活非常有规律,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我觉得,他是文学家,但算不上思想家,只有些小奸小猾。从思想来说,不能把他跟王小波比较,而文学上或许跟张爱玲比比更有趣。事实上,在日本拿他不以为然的批评家不少,但好像没人告诉中国人。这也是翻译领域的问题。成都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您曾经在《日边瞻日本》一书中谈到:“村上春树的文字较为平白,每每直译过来就是了,略施文采就可能走样。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很难译,日本人说读不懂……”您能更详细地说说吗?成都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李长声:对于日本人来说,村上的文字是浅白平易的,吸引他们的特别是那种翻译腔。当年被列选芥川奖,大江健三郎等评委就批评他外国的翻译小说读得太多了,有股子黄油味儿。村上的文体不是花里胡哨的,不是文绉绉的。他擅长比喻,很现代、很未来式的比喻。水太清澈,清澈见底,就可能估量不准它的深度。有时候弄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弄不清深层的意思,但是说穿了,也可能底下本没有意思。这就叫穿凿,凿穿了是空的,空空如也,反倒更叫人想入非非。我们把他读得很小资,其实是误读了时代,这可能是中国与日本的时代之差。
您怎么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成都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李长声:日本至今也有林琴南那种翻译,叫“超译”,是用来翻译欧美的推理小说。或许推理小说可以这么干,因为忙着看情节,忙着破案,作者和读者顾不上文学,“超译”也无妨,但村上春树的小说是文学,中国人也需要读出文学来。成都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那么,这文学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呢?从作家来说是日本的,从译者来说是中国的。不过,如林语堂比喻的,说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袜子再好,曲线美也是大腿的。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或者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的风格。我认为,原作是女人,美取决于女人的大腿,丝袜固然增加美,但丝袜越透明越好。成都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一个译者有一个译者的风格,但作家的风格不可以被译者的风格遮没。译者的本事在于隐藏自己,这份苦心就是翻译的文学创造。总想逞自己的个性,比如表达一个意思非琢磨用一个成语不可,结果中国读者得到的印象就可能跟原作读者的印象不一样,就改变了原作的风格。成都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有人批评林少华先生的译文跟村上的原文风格并不相符,去年藤井省三教授也曾在其专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中质疑林的翻译,认为林译对村上的原文作了太多的“粉饰”。您怎么看?成都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李长声:村上的文字读来是比较平白的,但平白可不是直译就行了,而要用中文的技艺(技术与艺术)表现出平白,中国读者觉得平白才算译出了平白。更难的是,村上的平白是假面,他的叙述腔调是平白的,但阴阳怪气,总像是话里有话,这就不好译了。至于说林译到底符不符合村上的风格,事情也好办,不懂日语的人不妨把他译的村上作品跟他译的其他作品比较一下,如果都一个味儿,那就说明只有他的“林风”。怕只怕少有这样的好事者。成都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我认识藤井省三教授,当然不敢说是我的朋友,但说是酒友,他也同意的。他送给我那本研究村上春树在亚洲的书,以及台湾译本,我翻阅过。藤井对林少华的品评有偏颇,未免太偏向台湾。我了解林少华,当年他读日本古典文学研究生,我当《日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他的第一篇译作《天皇的帽子》就是我约他译的。他的长处是中日文都好,相得益彰,这么有两把刷子的译者很罕见。但他也有一个“痼癖”,就是弄词藻。肚子里词藻满满的,顺着笔管往外流。当年我和南京译林的编辑就议论他这一点。说得狠一点,在这一点上他多少把村上庸俗化了。可有趣的是,中国小资读者们接受的恰恰正是这一点,或许这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吧。村上笔下的人物进屋就打开冰箱拿出啤酒喝,听美国流行音乐,不知我们的小资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吉野家、肯德基,招牌还是人家的招牌,但味道是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了,而且比本家高档化,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功过是非,真难说。四川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林先生最近在反驳被指译文不够“准确”时,引用别人的话中有一句“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李长声:这个“别人的话”说得不大对。我敢说,村上的小说谁译都畅销。所以才有人说,村上是一个社会现象,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都是这样,所以藤井省三才能写一本书。好像林少华也译过一本在日本史无前例的畅销的小说,叫什么《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似乎在中国就不大有销路。林少华还是林少华,但作家换人了。四川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译者有自己的文体,自己的风格,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译者是译者,不是原作者。不仅语言不一样了,人也不一样了。所谓翻译文学,这文学二字也包含了译者的文学创造。一看就知道是傅雷译的,一看就知道是林少华译的,保持自己的风格没什么不对。译者给原作穿上丝袜,是非穿不可的,但不要喧宾夺主,因为你毕竟不是在写你自己的东西。四川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译笔上无视原作,我行我素,这是翻译的霸道。甚而很可能译者本来就看不懂原作的风格,乃至压根儿不懂什么叫风格。若认为全凭了他的译笔,人家的作品才得以风行,那就更阿Q了。村上说过,要是能译得比原作好,那你就自己写好了。你写呀?有的译者也写散文、小说,一看那散文、小说就露了怯,境界、教养、见识等,跟人家有天壤之别。四川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网络上一直也有很多读者在讨论村上中译本的翻译。
李长声:贵报有一篇文章叫《有认真的译者,才有认真的读者》,我想把这句话反过来,那就是“有认真的读者,才有认真的译者”。而且,有认真的读者,才能有认真的编辑,可能这一点更重要,因为编辑是把关的。现在不少是编辑跟译者合伙,沆瀣一气蒙读者。读者不认真,只读故事,不读文学,所以译者也就搞快餐,什么人都敢下厨掌勺。例如,村上龙的小说是“无限接近透明的蓝”,还是“接近无限透明的蓝”,好像没有读者去过问。四川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现在的译者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是所谓畅销书,抓过来一本书就译,对作者及其书里书外毫无了解,简直像临场口译一样。而且,自己翻译了,就把那本书往好里说。这样,不仅译得可能好不了,也可能误导读者对作者的认识。也不要迷信在国外的人,有的人是在推销他自己的货色,有的人是在讨好他的导师,而且有好些在国外生活的人其实是文盲,会说话不等于会读书,更不等于能读出书的好坏。四川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不过,版权是一个问题,它维护了作者以及译者的权益,却阻碍了翻译水准的提升。翻译需要有比较,有鉴别,但只许这一个人翻译,只许这一家出版,别无分店,就只好看着胡译乱译臭了街。所幸台湾和大陆有繁简字之别,同样是中文,人家可以卖两份版权,而出现两个译本,就有了比较、鉴别的机会,反倒是好事。四川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台湾赖明珠的译本和这次新出的施小炜的译本您都读过吗?
李长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编辑《日本文学》杂志,以专辑的形式介绍了村上春树,可能这是他的作品最初出现在大陆。当时随便拿来了台湾赖明珠翻译的几个短篇。去年在东京见到赖明珠,我还表示了歉意,不过,算不上盗版,因为那时候中国没加入国际版权组织。
我1988年随大流自费去了日本,记得还写过《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书评,以后再也没读过村上作品的中译本。施小炜的译本没读过,也不想读,因为我不是搞翻译批评的,没必要特意读译本。四川翻译公司-成都博雅翻译社
最近,在媒体上看到施、林两位先生对对方的译文互有指责,施称林译有许多硬伤,“可谓俯拾皆是”,说他的翻译“是一种凭空想象的风格”。而林说施“对村上的文体把握得不好”,“他的汉语不太考究”。对此您怎么看?
李长声:译者最需要的品格是谦虚。翻译不可能没错,但不能拿这话当挡箭牌。被人家抓住了,没必要辩解,甚至强辩,更不要反唇相讥,把下一本译得更好就是了。批评翻译,最需要的是与人为善,旨在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不是借此卖弄自己。不要用“俯拾皆是”之类的字眼儿,太夸张会惹人反感。所谓翻译水平,其中也包括读者的阅读水平。翻译批评也是为提升读者的阅读水平,起码要知道翻译有好坏,鄙视、抛弃那种把你当猴耍的翻译。成都翻译公司
我也偶然做翻译,倘若批评别人的翻译,并不是说我就比人家高明,只是偏巧看出了问题罢了。一批评,可能有人就反过来挑我的问题,这倒是好事。不用交学费就给你批改作业,有什么不好?小肚鸡肠的人,最好不要搞翻译,你会受不了批评的。成都翻译公司
施小炜说发现林译有很多硬伤,我觉得他可以撰文发表,借此兴起或推进我国的翻译批评,功莫大焉。三十多年前,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几位教师曾试图展开翻译批评,我至今敬佩他们,可惜被三两个编辑打压了下去。成都翻译公司
有一个日本人,把村上作品的英译本逐一跟原作对照,发现英译本译得丢三落四,令人担心,靠那种译本在欧美得奖,那还是村上吗?现在译者之间互相攻击,说什么风格啦文体啦,好像拿冻豆包当石头扔,闹不清他们真知道手里拿的是豆包,还是只不过把这些概念当石头扔。译者有时候会看走眼,当然该指摘,但更为可怕的翻译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这就需要翻译批评来揭穿鬼把戏。成都翻译公司
都说周作人译得好,简直是一个共识,但其实,这不是由批评得出的结论。真好假好?好在哪儿?需要翻译批评。与欧美文学相比,翻译日本文学之难,最难在中文上,日文的汉字,以及日本的历史及生活,都难以变换成纯粹的中文。例如“男人的大和”,看似没问题,其实译作“男子汉的大和”才出彩。“写真”译不译作照片?应该译,因为所谓写真好像是来自日本,但我们的年轻人觉得用它是非常洋气的,而日本人平常说“写真”,就是普普通通的照片。
村上作品里的所谓西洋元素,在日本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东西,村上听的爵士乐,日本的爵士乐爱好者都熟悉,村上的人物点的食物,同时代的日本人都知道。恰恰在这些元素上,村上与读者有默契,是符号,他一提,读者便会心一笑,这也正是他得以畅销的元素之一。只懂日语不懂日本是译不好的。
您怎么看待引起这次风波的出版方的做法?成都翻译公司
李长声:听说《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是南海出版公司用高价竞争来的,这是市场的正常现象,而且借此打破了一家出版社垄断、一个译者垄断,在这一点上别有意义。我不了解情况,不明白少华兄为什么作弃妇状,但他能垄断村上,靠的是出版垄断,而为了文学翻译,这种垄断并非好现象。如果能同时出版两个译本,那就更有意思,是出版社做好事,为批评提供文本。■ |